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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由法律、法规、条例、政策构成的多种行为准则体系，但只有以宪法为根本的行为准则，才能力避准则林立造成人们行为选择的无所适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统一，实质是引领人民生活的行为判断标准的统一;宪法能够把人民当家做主、自由自主支配生活的诉求制度化、法治化，使其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避免因权力的恣意带来社会生活的彷徨无措;对宪法的忠诚集中表征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宪法被尊重和恪守，是人民对国家、民族抱有信心的力量源泉。

〔21〕闫海：《预算民主:预算审批权玲中心的构建》，《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6页。不同国家权力机构所享有的预算审查权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于预算草案是否拥有修正权以及修正权的行使方式。

具体程序是：预算委员会接到财政部门提交预算草案后，首先重点审查预算整体上是否与既定方针、政策相协调，以及有关预算收支是否完整、合理与准确，并确定该年度预算的基本政策和总量等。当然，预算工作委员会作为预算审查辅助机构在工作中应注意与预算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以及预算编制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对特定项目审查时可组织政策协调会、专家论证会、公开听证会，必要时允许其聘请社会审计力量实施审计，并依法保障这些工作所需经费来源。要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而目前全国人大财经委仅有委员30余人，其本身承担了研究和审议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草拟、审查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调研国民经济重大问题等大量繁重的工作，再加上预算审查时间较短，一般难以对预算草案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预算项目分类则细致具体得多。

内容提要: 预算审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这为我国各级人大对预算进行审批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读到这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之类的文化大革命的萧杀气息扑面而来，令人不寒而栗。

这可是我多年来专门研究宪政社会主义的正式出版的240余万字学术成果，白纸黑字谁都篡改不了，如果用阶级斗争的斯大林主义尺子一页页去挑刺的话，一定会收获大量的把柄，够我们持续论战三年五载的。三年多来，宪政社会主义学理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与认可，也遭到了一些歪曲与误解（譬如我和高放先生曾多次澄清宪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宪政体制，而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正立足中国国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旨在以宪政发展社会主义、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以宪政保障社会主义）。有了这些把柄（可惜汪利用的把柄错谬百出，后面我会专文指出），这位汪亭友副教授马不停蹄地又抛出了《旗帜鲜明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8月5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在正式回应汪亭友之前，有必要把一些背景情况先做一个简单梳理和说明。

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宪政，社会主义制度与宪政水火不容，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异端邪说。郑志学说要《认清宪政的本质》，但通过我的前三篇回应文章，人们已经认清了反宪派的本质，即反人类共同文明、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官僚垄断主义之本质，而反宪派的三大危害即极力歪曲丑化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见《论反宪派的无耻与怯懦》），在意识形态领域颠覆共和国政权（见《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把中国政治引入宪政争论陷阱（见《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

尽管这些天来，有朋友劝我隐忍，理由是汪亭友的谬论不值一驳，而当前的语境颇为复杂。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播下的思想学术种子会不会发芽乃至茁壮成长，取决于土壤、气候等多种因素和条件，不可强求。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

他们的思想观念来自于长期的学术积累与实践观察，任何大棒式的恐吓或全面的思想控制乃至压制都只能适得其反。我倒要问问汪亭友，你究竟代表的是哪一个党的中央（早有民间文革派另立中央的传闻）？在中国共产党的哪一届全国党代会决议或中央委员会决议中，曾明确反对过社会主义宪政？即便是你们拿着鸡毛当令箭随心所欲扩大化解读的某份中办文件，其中哪一句明确否定过社会主义宪政？你们居心叵测地把中办文件反对照搬西方宪政的说法篡改为反对社会主义宪政乃至全盘否定宪政的荒谬观点，而让中央为你们的荒谬言行背黑锅、垫背，究竟是什么居心？你们甚至自以为是地挟中央以令天下，谁给你们代表中央的资格？。这种提升文化领导力的做法显然要比利用 压制性的大批判方式要更具有远见和长效。然而事实说明，‘华文作者的这一做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和闹剧罢了，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暴露自己‘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拙劣的政治流氓本性以及卑劣的人品学品。

2013年8月28日凌晨8时--------------------------------------------------------------------------------[1]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修订版，西北大学2011年版，第506，510页.[2]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2辑·政党、社会与自由》，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3页.[3] 见乌有日刊网，2013年8月27日访问，http：//www.wyzxwk.com/article/elite/2013/08/305129.html[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2010年11月2日，我在选举与治理网发表了《我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一文，以平和理性的态度表示：有一些网友开始批评‘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提法。

但近日读到汪亭友此文的最后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汪亭友原来有可能是故意把炳字错写作把柄、笑柄的柄字，想抓我把柄、看我笑柄。第三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坚决阻击跨国垄断集团的阶级剥削[3]。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针对汪亭友抛出的三大谎言（特指说、异端说、颠覆说），我将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力量，分别撰写三篇学术说理文章做出回应，第一篇是《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吗？》，第二篇是《戳穿马克思主义反宪政的谎言》（讲清马克思主义的宪政观、专政观及其相互关系），第三篇是《社会主义宪政是颠覆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我们以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春天要来了。在此前提下公意型政党依宪执政，行使行政治权的总理由执政党党代会经过党内民主程序提名两个党内支持度相对更高的政策团队到全国人大竞选总理组阁权，使执政党依宪行使提名权、人大依宪行使决定权，落实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既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对接，也同时能够实现治权为民所赋，从而在宪政民主程序中解决一党固定长期执政情况下的国家治理合法性问题。他们完全不顾宪政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想当然地把宪政同社会主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以为在西方宪政头上套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宪政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了。我们和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再激烈，基本上仍属于百家争鸣式的民间或学界论战，但反宪派所发动的这场主要针对社宪派的政治围剿战，却是要彻底毁灭社会主义宪政研究，根本不讲任何学术规范和基本逻辑，妄图肃清社会主义宪政的研究力量，搞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专制。

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谈宪政，但实质是要在中国实现‘谢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上仍然是要推翻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鉴于所谓的两点声明是发给华柄啸的，我华炳啸只能置之不理了。

对这段话，我完全可以换几个字词回赠给他：‘汪文的‘反宪派的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试图给马克思主义扎上‘反宪政的辫子，塞进‘斯大林主义的私货，以便蒙蔽领导，瞒天过海，招摇撞骗。在这里，习近平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表，即在邓小平所设定的2022年之前完成第二次宪政改革，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新的宪制体系、宪政价值能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从而得以展现我们的制度优势、制度自信、制度自觉，为未来三十年新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可靠有效的制度保障。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学术素养还很欠缺，学术观点中难免有错谬偏差，也曾多次在拙著中坦承自己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局限性，有些改革设想也许最终会成为乌托邦，但学术无禁区、思想无止境，我愿以谦卑的态度随时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他以为，在当前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把这样的一种指控发表到环球网、求是理论网、光明网、中国政治学网、红歌会网、红色文化网、海网等等网站上，就可以制造舆论，就可以在体制内打击孤立我，就可以迫使我沉默，就可以置我于死地（我郑重要求这些刊发汪亭友谣言的网站也能连续刊发我回应汪亭友的系列文章，以澄清事实，恢复我学术观点本来的样貌）。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保卫改革而论战汪亭友在其《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一文中，摆出一副自己似乎就代表中央的权威姿态，竟然声称批评反宪派就是对抗中央，就是发泄对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不满，是要挑动煽动一些人同中央对立对抗的情绪。为信仰权利而论战迄今为止，我被卷入过两场论战，都属于被动式地应战。该文的结论是：无论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披着假社会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他们根本的目标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公有制主体。

冒犯之处，也请汪亭友先生海涵。我也草成了一部分稿子，但在尚未定稿的时候，听说宪政争论已经引起党政高层关注，有可能会肯定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法全面实施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就松懈下来，无意继续论战。

恩格斯曾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的信件中指出：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其实质和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任何执政者都难以针对知识分子重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或文革式的清洗运动。我们把这三大谎言概括为：特指说（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异端说（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相容）、颠覆说（宪政指向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第一场论战发生在我和激进自由主义者之间，时间从2009年8月直到2010年间，地点在选举与治理网（我被邀请在那里开设了专栏），论战的主题是宪政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是否兼容，论战的结果是对手再也不敢或不愿吱声了。由于选举与治理网在2012年暂时关闭，所以这场论战的诸多帖子以及论战文章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但在国外应该还可以看到一部分。同时，在7月29日，我接到来自人民日报下属的《学术前沿》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宪法政治主题的约稿，虽然自己因第二天出游而未能按规范要求提供稿件，但对这一纠偏举措深感欣慰。宪政就是主张要在中国搞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是话语陷阱和舆论战工具。

萨义德曾说：‘对于知识分子，严格、深入的辩论是活动的核心。为反对倒退而论战2013年5月以来气势汹汹的反宪派以社会主义宪政为主攻标靶，发动了密集的毁灭性攻势。

我的观点难免常被歪曲，我本人也曾被无厘头地指斥为专政分子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契卡分子（而实际上我长期以来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坚定批评者）。论战对手为了和我区别开来，则把我称为宪政主义者，而他们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我们对这一制度构想也做了政治哲学论证与实践可行性分析）。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